来源：第一财经
滑腻的滩涂：关于华南乡村的隔代记忆
作者：寇斯塔
鲁比·沃森（RubieWatson）的《兄弟并不平等：华南的阶级和亲族关系》是本蛮有趣的书，是以她年代末在华南乡村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写成的博士论文。如今汉文名“华如璧”的她，已是著名人类学家，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
如果不是前些年在粤东南沿海转了一大圈，忽然对所见以宗族为基础的乡村共同体的新发展，可能会给中国未来带来什么变化起了大兴趣，我大概一时不会翻出这书来读。此类结合历史、田野、乡村研究和文化批判的著作，是我眼下读得最起劲的书了。
有一晚喝了后劲颇大的梅子酒，本想早睡，起来还要赶稿，不料睡前在《兄弟并不平等》中，读到有关厦村（原属广东新安县，现属香港新界）的一段记述，引起了一些久远的回忆，不免有些神思浮动。于是竟花了三四小时来写现在这篇文，又是天亮才睡下。
书上写的是：
“除了渔业和牡蛎采集，海岸还为当地人提供了另一种食物来源，可能还加上现金收入。克朗论述说，在19世纪50年代，‘可以看到几百个老人、妇女和孩子在退潮后广袤的平面上采集小鱼、螃蟹以及其他搁浅的小动物’。即使在今天，很多厦村老年妇女还因采贝能手而出名，据说这种技巧在歉收时期尤为重要。”
读这段文字时，我眼前唤起了活灵活现的画面，宛如亲临。但其实我从未去过类似的地方，见过这样的场面。它来自我的记忆深处，但随着年深日久磨灭不去，竟渐渐地像是我自己亲眼所见了。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画面是：上中学，或许只是小学的我，下午三点半放学回家，还没进家门，就能闻到华山路幸福邨5号楼上飘来的咖啡浓香。那是外公在用一个铝制的咖啡壶烧煮结拜兄弟从智利带给他的南美咖啡——再早一点当然是品质差好多的“上海咖啡”。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还是一种相当稀有的生活方式，但我已经习以为常，很自然地跑上3楼，接过外公递过来的钢化玻璃杯，书包一扔，就趴在大圆桌上等。大圆桌放在外公外婆那间30平米的朝南大卧室里，下午的阳光透过阳台上斜斜架在竹竿上的细密的竹帘照进来，冬天温暖，夏天则比外面阴凉好多。咖啡烧好了，外公就拿着壶过来，一人一杯倒好。他自己加炼乳，加方糖，我是不知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只喝清咖，加少许糖。记忆中咖啡的味道，和现时星巴克、COSTA之类完全不同，要清洌、爽利得多。我后来在一度改造复原的百乐门舞厅喝到过最近似的口味（那里的西餐也是非常老派的“上海西菜”），另外好像就只能在曾经的真锅那款炭烧咖啡里稍稍找到一点影子了。
一老一少喝着咖啡，固定的节目就是外公讲古。小时候的我据说是个超级讲故事能手，姨妈说我小学里去她们东北鞍山的家玩，人生地不熟，第一天傍晚就在楼道口讲故事，结果引得大楼里的老老少少都来听。我是不大记得当年这么风光过了，只知道后来我在班上站起来发个言都会脸红脖子粗，半天憋不出一个字。人都是怎么退化的啊，真是个谜。但在听外公讲故事的时候，我应该还没开始退化，只是他一讲起来，我就没了声音，比听课认真一百倍。那时的我并没有多少历史知识，不知道老人讲的东西到底有多少分量，但却直觉那都是些极有意思的、我再也不能亲历亲见的事情，所以一开始就贪婪地听着，不管懂不懂，都努力记住。那时候有个小采访机就好了，全部可以录下来。现在的我常常会叹口气，懊丧地想，让外公外婆把那么多记忆就这么带走了，真是罪过。
但我多少还是记了一点下来。后来进大学，读了《百年孤独》，就野心勃勃地想，我家的故事大概也可以这样写一写的，也是年以上的跌宕起伏。事实上我真的用一本中学练习簿写了不少。小说自然是烂得没法读，但经过这么一写，我倒也保存了不少外公讲的故事下来。现在它大概在家里某个乱纸堆里窝着，存心去找怕是找不到，也不知哪天就会突然冒出来。
所以我接下去要写的，是某种双重的回忆，还带着想象的扭曲。它首先是外公那渗透着咖啡浓香的回忆，然后被我掺以拙劣的想象写成类似小说的文字，而现在，我在努力回忆那些文字里写了什么，并希望能从中挖出最接近外公原初所讲的那些断片。
据外公说，他的爷爷，是最早一批去美国讨生活的中国人，后来好像是在檀香山发了财，就回到香山老家买田置地，家业一时大为兴旺。但他是个仗义疏财的人，族人有求必应，大手大脚，后来或许又碰上什么天灾人祸，渐渐家道就又中落了。外公的父亲因为生在有钱人家，就必须读书科举，科举不第，百无一用，只好去四川教书。外公出生时，父亲一直在四川，很少回广东，所以他是爷爷带大的。他说每天夜里，爷爷都会很亲切呼唤：“阿权，来喝粥。”我还记得说起爷爷，当时七十多岁的外公，眼神中分明透着一份深情，而我也会在瞬间觉得面前的他成了一个油灯摇曳之下趴在小木桌上闷头喝粥的小男孩。那时的外公，跟趴在大圆桌上捧着咖啡杯的我应该差不多大吧。喝完粥，很早就睡了，因为第二天要早起。
随着经济越来越困难，一大家子人的吃饭都成了问题，于是小孩子们也开始想各种办法。外公是每天凌晨两三点就起来，跑到退潮的海滩上去捡拾各种贝类、螃蟹、小鱼，回来帮补家用，至于是自家吃还是拿去卖，就不清楚了。外公曾跟我很详细地描述过天色将明未明时的滩涂，不是沙滩，而是那种厚而滑腻的反射着月光的泥滩，孩子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上面跑，有时也会坐着一种类似雪橇的简陋小车，在滩涂上滑行。那既是劳作，又是玩耍，直到太阳升起，才回家，将数小时的战果交给奶奶处理，然后好像可以再睡一小觉。
就是这些听来的记忆，与《兄弟并不平等》里的那段历史描述重合起来，引出了这一大篇字。
外公的父亲读了太多书，或许是一种自然的平衡，外公一天书也没读过。家业衰败后来加速了，以致外公不得不在17岁上就跟着同乡大哥蔡昌出洋讨生活。蔡昌就是后来旧上海四大公司之一“大新公司”的大老板。外公怎么跟着蔡昌在南洋做水果生意，怎么在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之后回香港创办大新公司，怎么被蔡昌派来上海筹办百货并最终立足四大公司之列，怎么在此过程中靠自学断文识字、成为当时的“金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外公老家那个村子，叫外沙村。他的户口本上，一直写的是“祖籍广东中山”，但其实我查中国最新的区划，发现外沙及其所在的金鼎镇，现已划归珠海。外沙村和翠亨村只相距十几里地，前些年我陪姨父从深圳去澳门，坐着远房姨表弟夫妇的车，途经中山和珠海，两村都曾匆匆扫过一眼。当年相互通婚、关系密切的外沙与翠亨，如今已分属两市。家族里老一点的亲戚都还一直记得，孙文的原配卢氏夫人，就是从外沙村嫁过去的。不过在高速公路上走，一路都没见到海，让我颇为疑惑，外公记忆中那滑腻的滩涂，究竟是在哪里——是后来沉积越来越多，又或者人工填海造沙田之类，将海岸线大大外推了？等我真的约了叔公去看老宅的时候，大概就会有答案了吧。
叔公如今已年过九十，依然健朗，还能在KTV里中气十足地唱《北京一夜》。他是外公的亲弟弟，但是小二十来岁，是外公一手拉扯大的，真正是长兄如父，所以始终对外公毕恭毕敬。他跟我讲话，通常夹杂着1/3广东话、1/3上海话和1/3非标准国语。他很年轻就独自去香港闯荡，一直做到香港最大房产商之一的高层。
有一次，我说起从没回外公老家看过，叔公告诉我，老宅抗战时就被日本人炸了，而且直系亲属和旁系近亲已经没人住在村里，但神奇的是那片宅基地竟然还为陈家保留着。年代，叔公他们曾回乡捐建了一条公路，当时村长就拍着胸脯跟他们说，这块宅基地一直都会留着。叔公曾想过要回去造屋，但年纪大了，后来也就算了。他说：你自己去，肯定找不到啦，我去都要找半天；你什么时候要去看，到了珠海电话我，我即刻从香港坐船过来，带你去看，反正从珠海打个车过去，也就二三十公里。
这个“访祖”计划，以现在的局面，不知要何时才能实现。老妈前几天来电话，说叔公怪她很多年没去看他，问我有没有时间陪她去一次。我说要不等明年，一切基本恢复正常了，再约上姨父姨妈，让叔公带路，正好组个“三代还乡团”。外公故事里和鲁比·沃森书里那些场景，到时候就会变成眼前的实景了。而我其实有一些害怕——如今千篇一律的“现代乡村”，也许注定会将那亦真亦幻、混杂着记忆与想象、颇有些史诗味道的风景，冷冷地扯个粉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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